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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困境》出版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本小册子的初版印发量达十万册。在上世纪80年代，拙著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是笔者未曾预料的。笔者当年在一些大学就此书的内容作讲演，热烈气氛与大学生们的文化反思激情，都让人永远难忘。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民族已经摆脱了近代的悲情与屈辱感，在与世界文明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二百年来最好的国运时期。 如果说,《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从文化的视角，考察了近代中国人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陷入的艰难困局，那么，本文则旨在分析了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这二百年来中国人文化心态的简要演变过程。拙文，可以看作是《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的“接着说”，也是笔者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化心态的新思考。 近代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如何影响中国的命运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我们的文明具有很强的原创力，然而它却是在缺乏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漫长岁月中，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发育、生长并成熟起来的。久而久之，我们的古人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与观念。 自秦汉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人，是没有欧洲人通行的国际观念的。中国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孤立性，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就自然形成了上自中国皇帝、士绅精英，下至普通百姓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实际上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化自信”。 1793年与1816年，英国两次派使团来华，请求扩大与清朝的通商事宜，乾隆皇帝与嘉庆皇帝，都因对方在觐见时，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而仅愿意行脱帽鞠躬礼，就大为恼怒，要把这些“不知礼数”的“夷狄”的使者驱逐出去。这些通过非洲好望角，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远道而来的英国使节们所提出的通商请求，被清政府严词拒绝。 不但中国皇帝如此，中国的士大夫与百姓也具有同样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优越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鸦片战争经历了失败，但道光时代的中国人仍然没有改变这种心态。因为这种封闭状态下的文化优越感，使中国的皇帝和臣民，都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极度缺乏，由此造成的文化误判与战略误判，又进一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从“通州人质事件”看文明冲突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与观念就成为近代中西文明冲突的一个焦点。这里可以列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思想启示的史实。 1860年9月，英法联军代表在通州与咸丰的钦差大臣进行了八个小时的谈判，双方本来已经谈妥:英法联军18000人的部队将驻扎于通州附近，不再侵入北京城，只由联军代表进入北京，并在京城与清廷正式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款，此后则离京，经天津回国。 然而，在通州谈判中，英法联军谈判代表巴夏礼根据额尔金来信的指示，提出由英法联军中的1000名身穿猩红色礼服的仪仗队(其中还包括背着硕大铜喇叭与军鼓的乐队)，随同英法联军代表入城，参加签约仪式。 根据英法联军当事人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法国人与英国人在这个问题的细节上还是有分歧的，法国人认为，派100名或150名仪仗队入城足矣，但英国人坚持要派1000人。在英国人看来，非如此，不足以给中国皇帝与皇城的老百姓留下令人震撼的深刻印象，最后还是由英国方面定了下来--联军总指挥是英国的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咸丰于9月16日对此作出让步，勉强同意英法双方各派400人入城。但到了17日，英法联军谈判代表又提出新的要求，即要求按国际惯例，由联军总司令额尔金觐见咸丰皇帝，并向皇帝当面交换国书。 英法联军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是想以这一举动，以“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国际秩序，来挑战中国的“天下秩序”。他们还要向中国京城百姓展示，堂堂欧洲大邦，绝非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以此来宣扬胜利者的国威。 通州的清方谈判代表怡亲王坚决反驳，理由是“按中国之礼见皇上，自王大臣以下，无不跪”。巴夏礼反驳,“我非中国之臣，安得跪”?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 钦差大臣怡亲王立即把洋人在“不行三九大礼”的条件下觐见皇帝的要求，转呈给咸丰皇帝。“洋夷”居然不行三九大礼，这被咸丰皇帝视为是奇耻大辱。此前，他已经同意洋兵800人可人城，这时，额尔金却要当面见他，则立即被咸丰皇帝理解为这是洋人要重演当年项羽杀刘邦的“鸿门宴”故伎。他斥责谈判大臣，怒称“尔等怎么连洋人这种三十六计的诡计都还看不明白”? 这位29岁的盛年皇帝，在暴怒之下下旨，逮捕英法方面的谈判人员及其随从。9月18日，英法谈判代表与卫士共39人成为清廷的人质。 根据巴夏礼事后的陈述，僧格林沁在抓捕他以后，在审问时就问过，“为什么你昨天不同意解决关于觐见皇上的问题?”这也足以说明，抓捕谈判人员是双方矛盾爆发的焦点，因为受“天下秩序”观念支配的咸丰皇帝，根本无法接受英法代表按照外交礼节的觐见。 为了要回人质，暴怒的额尔金扬言:三天内，如果负责交涉的恭亲王不交还全部人质，就立即攻城，并威胁将把攻下的北京城用一把火烧掉。千钧一发之际，恭亲王派人把巴夏礼在狱中写的信送到了额尔金手中，巴夏礼在信中说,“恭亲王是明白人”，要额尔金冷静。这才使额尔金没有立即攻城。 此后，咸丰终于同意放回人质。然而，不久之后，恭亲王从热河行宫的太监处得知，主战派已经成功地说服皇帝尽快处决人质。皇帝已经改变主意，决定下旨杀掉所有的人质。恭亲王决定在新圣旨到达北京以前提前放人。根据有关史料记述，就在正式圣旨到达前的一刻钟，恭亲王把狱中所有还活着的人质，与盛放已死人质遗体的棺柩，全部移交给英法联军。这才避免了北京全城被焚的浩劫。 39个人质的命运如下:2人被清军斩首示众，18人死于狱中;清廷被迫交还了另外19个人质大都在狱中受到残酷虐待，有的伤口上还生满了蛆。 为了实行报复，英法联军决定在咸丰居住的皇宫与圆明园两者中，烧掉其中一个。用《额尔金书信与日记选》中的话来说，他的这个决定是“对中国皇帝个人进行的惩罚”。“这是清帝最喜爱的住所，将它毁去，这会刺痛他的感情。”他的动机就是让皇帝因失去心爱的住所而感到痛苦。 额尔金之所以没有选择烧皇宫，是他认为当时皇宫里还住着恭亲王，烧了皇宫，就找不到与中国进行谈判的代表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故宫才得以幸免于难。 英军最后选择了火烧圆明园。远在北京城，人们都可以看到从圆明园发出的如黑色斗篷般的巨大浓烟。 顺便一提的是，法国人对此表示反对，法军也没有参加这一行动，从此以后，“火烧圆明园事件”也成为中国人百年悲情的历史符号。 这确实是一场残暴的悲剧性的文明冲突，以强凌弱的英法联军侵入中国，并在中国火烧圆明园，这些侵略的暴行，是我们世代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文明冲突事件的恶性互动中看到，沉醉于“天下中心”梦幻中的大清皇帝，对于外部世界，对于国际观念，对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完全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下旨斩杀人质，也是因为，在大清皇帝的天下观念中，犯上作乱的夷狄，是可以当作不开化的土匪，予以任意处置的。正如此前道光皇帝下旨把“化外”的“夷狄”押到午门前来斩首一样。 咸丰皇帝想像中的“鸿门宴”--文化误判，与斩杀英法人质事件，是刺激1860年中英事态不断恶化的内部原因之一。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决策者固化的传统观念，如何影响其决策的典型例子。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火烧圆明园”，却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具体原委。事实上，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提供真实的教训。 这里附带补充一下，英法联军方面提出这个千人入京的要求，也是在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条件下，没有考虑处于长期封闭环境中的中国皇帝的心理承受力。英法各国在此事件以后的十几年里，直到同治皇帝大婚以前，都再也没有重提以“国际礼”觐见中国皇帝的要求。 事实上，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仍然迟迟不肯回北京，他对北京的恭亲王提出的解释是，他担心联军会从天津杀个“回马枪”--若洋人再杀回北京，并要求按欧洲礼觐见他，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他的羞辱。由于他迟迟不回，几个月以后死于热河，才让慈禧有机会在热河发动政变，成了统治中国长达47年(1861-1908)的女主人。统治者念念不忘的三九大礼，居然间接地改变了整个中国后来的命运。 本文选自萧功秦先生所著《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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