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由于西方内部的一系列文化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稍晚一些的启蒙运动，再加上北部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初的经济动力，地理大发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这一切思想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变革最终导致了政治领域的革命。从17世纪开始，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逐渐取代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在政治变革基本完成之后，又出现了经济领域中的变革高潮，这就是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在完成了文化的、政治的和产业的这三场变革以后，到了18世纪，一个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欧洲西北部。接下来的世界历史，就是西方工业文明如何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把东方那些传统的农业文明一个一个地从地图上蚕食掉的故事。
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也如同世界上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一样，开始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殖民化威胁。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早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传教时就已经开始，但是大规模的和正面的中西文化碰撞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战争不仅打破了中国闭锁了数百年的国门，而且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人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保守心理。
作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第一个回应，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思想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兴起。从恭亲王到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士，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大办实业，开煤矿，建工厂，组建北洋水师，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后来人们常说的“中体西用”的主张。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一役，洋务派按照西方模式组建起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进一步觉悟的中国人发现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于是就有了康梁变法，试图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
但是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继而爆发了辛亥革命，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来改变中国的专制政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中国不仅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而且社会危机更加深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经过进一步的反思，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既不在于器物，也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于国民性，要想富国强民，首先必须对国民性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这样一种反思，这样一种更加深入的认识，就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蔚为壮观的一场文化变革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以及与五四运动相伴随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文化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文化，不仅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而且道德也不如人，从而提出了彻底批判中国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这种“全盘西化”的思想带有矫枉过正的明显痕迹，但是在当时，它对于中国封建文化的冲击是非常猛烈的。
然而，正当中国的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时，中国的殖民化程度却在日益加深，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亡国亡种的现实威胁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中国人不得不放弃文化上孰优孰劣的争论，同仇敌忾地投身于抗日图存的斗争中。经过十四年抗战和四年内战，随着民族主义意识日益高涨，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中国人承认，西方文化中有很多东西都比中国文化更先进；另一方面，面对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中国人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国格上和民族尊严方面的屈辱。
这种矛盾心理由于二战后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和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格局而进一步加深，以至于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就由盲目崇拜转向了彻底否定。“全盘西化”的价值取向曾一度转变为“全盘苏俄化”，到六十年代初期又由于中苏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而转变为彻底的文化孤立主义，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中国人再一次陷入了明朝中叶以后的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的封闭心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才被打破，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似乎又重复了一次近代以来先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再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最后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也再一次受到了“全盘西化”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幽灵的撕扯，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艰苦地探寻着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毋庸置疑，中国文化要想发达，要想强盛，必须广泛吸收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一些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的研究以及对中国近代以来种种文化变革活动的经验总结，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文化后面走，中国文化永远都只能是一个跑龙套的二流角色。
一个民族要想强盛，固然不可夜郎自大，但是同样也不可妄自菲薄，这两种极端都是应该避免的。未来的中国文化，其发展必须首先以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为基本的思想资源，作为坚实的精神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地吸收西方的各种先进文化，通过“和而不同”的文化互补和融合更新，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