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

作者｜冯天瑜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今天做的这个讲课的题目就是：《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如果要做一个更完整一点的表述，可以这样说，就是中西日—中国、西方、日本文化的互动与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大家都知道，语言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就是语音、语汇（就是词汇）、语法。

　　在语言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当中应该说语汇就是词汇它是更具有活性，它更直接地更敏锐地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那么语汇当中有一类，那就是叫做术语。这个术语它是反映具体的一些特定的学科的一些专门用语，它基本上是由名词组成，而术语我们可以借用这样一个说法，一般说范畴是思维的纽结，好像思维是一个网络，通过范畴才能够把这个思维形成一个网络。

　　那么术语也可以说，是组成一个特定的学科的思维网络理论体系的一些纽结。所以有的学者曾经这样说过，我是赞同这种说法的。就是一种文化、一种学术的新的发展，它的体系，它的理论的新的发展是通过术语来界定的。因此关于术语的研究是我们剖析文化，剖析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很好的切入口。我们中国的近代是思想文化的一个古今中西的一个大转换，一个大转型的一个时期，在这一个特定的时期，语汇就是词汇也随之发生着这个很多变化。术语呢同样也发生着很多的变化。

　　而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它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或者说中与外文化的这样一个复杂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各个学科，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里面，所使用的大量的新的术语。大量的术语都是在清明之际，就是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当中逐步形成起来，当然后来还再进一步发展。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发生着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里面的语汇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里面的语汇。日本文化，日本文化里面的语汇的，一个复杂的一种三角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形成起来的。

　　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内容是摆在中国和日本。但是中国和日本的语汇的互动又都是就近代而言，它又都是面向着接受消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所以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中、西日的一个互动过程，当然中国具有近代性的术语的形成，也不完全是从清末民初才开始。

　　如果要追溯得早一点的话，这个过程在明清之际，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具体是说就是从明代的万历以后，西方的耶稣会士，耶稣会这是西方旧教的一个重要的教派，一个教会团体，耶稣会士就是。比如像利玛窦、艾儒略、庞迪我、汤若望等等。这一批人，在明末清初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教的过程当中摸索出了一套办法，就是叫做所谓的学术传教，就是通过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的一些知识来征服、吸引中国的士大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传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利玛窦等，这一批西方的耶稣会士跟中国的西学派的士人。中国西学派的士大夫结合起来，开始了对西方学术文化的译介工作，就是翻译介绍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用汉字或汉字系统，来翻译、介绍西方的学术术语。

　　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这个所谓叫做《泰西利玛窦口授吴淞徐光启笔受》。就是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翻译的西方的数学名著，就是《几何原本》，这应该说是利玛窦，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西学派士人徐光启结合在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通过利玛窦把西方的数学知识介绍给徐光启，徐光启有很深邃的中国文化，包括语言、汉字，汉文的表述能力。就创制了一批数学的术语，譬如体、面、线、点；直角、锐角、对角线。这些至今在中国以及在日本这样一些汉字文化圈里面，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些术语。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明末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这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另外譬如像气象学就是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也跟中国的西学派士人翻译了很多西方的气象学的一些著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的一些气象学的术语，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譬如像寒带、温带、热带；寒流、暖流这些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

　　曾经我们中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在谈外来语的时候，曾经把这些概念都看成是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传入到中国来的。后来日本的学者自己经过了研究，认为不是，这是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是在中国发生的，就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人—读书人结合在一起翻译，后来传到日本。但是在中国当时没有传开来，是在日本传开来了。到明治维新以后，中国的留学生到日本去了以后再把这些概念带回中国，中国人在一个阶段曾经数典忘祖。不知道这个原来是在我们中国发生的，我把这种词叫做侨词来归，“华侨”的“侨”，这个词是“侨民”，本来是我们自己的，“出去后” 现在它又回来了。所以如果要追溯一下还可以从近代的，前近代的时候。在中国的前近代，在西方已经进入近代的早期了，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些术语，用汉字词来表述传入中国的这个过程。在17世纪已经开始明末清初的时候，当然19世纪初叶，这个17世纪以后当中曾经中断过一段，这就没有时间去详细说了。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这段时间由于“教仪之争”，导致了中西文化传播的一个中断，所以这些术语，这个译介也中断了。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又一批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个时候不是旧教，不是耶稣会士，而是什么呢？

　　是新教，主要是美国的或西欧的新教传教士，譬如像马礼逊这一批人以及后来晚一点的到19世纪中后叶以后的，林乐知、李提摩太这一批人。这一批人从马礼逊开始，马礼逊是从澳门进入中国，他们也同样是跟中国的一些西学派的士人结合起来，后来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是跟中国的一些，近代西学派很杰出的一些人物。比如像徐寿、华蘅方等等这些人又结合在一起翻译了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的，人文学的，社会学的一些著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创造出了一批术语，就是用汉字创造的词汇来翻译西方对应的，这样的一些词汇，这些词汇同样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来，只是在很窄的范围，你像马礼逊他们当时的一些英汉词典呢，这样一些东西反而是传到幕末、江户、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简称就是幕末。以及到后来的1868年以后的明治维新以后，就是幕末明治时期，西方传教士跟中国的西学派士人叫做“汉译西书”，用汉文翻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情况比在中国的传播要广泛，相应的这样一些词汇日本人吸收得更多。



明治维新时期穿西装的日本知识分子

　　当然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了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这是它的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当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明开化”，就是大量地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的著作。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日本人就用汉字词来翻译、介绍西方的相应的术语，就进行了这样一项很浩大的工作。

　　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日本人要用汉字来创造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就是因为日本跟中国一样，它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它在一两千年前以前就已经开始在使用汉字。而且日本人对于汉字至今一直保持着很崇敬的心态，现在好多日本的语言学家，至今还是这样认为。认为汉字是士大夫的文字，他们日本自己的文字。就是假名，那是农民的文字，那个是没有什么文化厚度的，而且他们日本人觉察到汉字具有极强的造词能力，汉字有极强的活性，就是每一个汉字它有很强的活性，它有极强的造词能力。甚至于可以这样说，汉字造词，就是今天也好今后也好，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新的变化，它都绝对可以造出一个词。

　　你比如以前电灯、电话，现在多媒体这些东西出现—电脑，你以后凡是发生的什么东西，汉字绝对可以造得出词来。而且这个词还相当传神，所以日本人这就发生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是曾经一再地刮起西风，但是他们也同样是在做着大量的用汉字来造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

　　其原因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个，他们认为汉字有它的很多的优势，造词的功能非常强，所以日本从江户幕府末期以及特别是明治时期，当然了大正、昭和这些时期呢，都还一直在做。但是高峰就是用汉字造词，来翻译西方术语的高峰。是明治时期到大正、昭和，特别是昭和以后到今天平成那就更不用说。就逐渐逐渐转成以音译为主了，那就用假名拼音，意译那就是用汉字，西方的术语意译的时候就用汉字来造词。

　　那么日本人在以明治时期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时期，当然前可以延伸到这个幕末，后可以延伸到大正、昭和。但主要是明治这个40多年，用汉字词来译介西方的术语，主要有五种方法。因为今天时间的限制，我侧重谈其中最重要的两种。一种就是借用中国的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里面又有三种情况，就是一种情况是这个中国的古典旧词跟要翻译介绍的，西方的这某一个术语，含义基本上是完全相当了，所以这样就是直接对译。你譬如像政治，政治来翻译西方的Politics，这个含义基本上是相通的。就是另外比如像，伦理、消费等等这些词汇，都是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就不多讲了。

　　第二种情况稍微复杂一点，那就是中国借助的这个中国的古典旧词跟西方要翻译的那个术语，在意项上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又做了重大的引申，或者是缩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进行了改造。你譬如像物理，物理翻译这个Physics，但是这两个含义有一点相近的地方，因为物理在中国的古典的含义是指的一切事物的道理，这是一个很泛的含义。然后翻译这个Physics的时候，那就是把它收缩了，那就是具体是指的这个物质在没有发生分子改变，发生分子改变，那就是化学了。那种它的相互关系或它的运动过程这是物理，变成这样一个比较狭窄，又比较有特指的一个概念，但是它仍然跟那个，物质“理”那个含义，在意项上有某种相似之处，这是收缩了。

　　另外譬如像社会，“社会”在中国古典意义上是指的祭祀土神或者土地神的那样的一种集会，本来是这样一个含义，后来在中国的古典意义上本身就引申了，就引申为志同道合或者专业相近的一些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这叫社会。然后这样的一个意项之下，去翻译西方的这个Society，那么这个含义呢，又让它确指了，这就有这样一个变化。

　　另外譬如像“革命”，“革命”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名的古典词，这是从中国的《易经》里面来的。“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认为革命，所以以前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的一个国家。我看这个悠久，一直可以追溯到三代，追溯到《周易》那儿。“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认为革命是一件正义的事，顺乎天意，应乎人心。

　　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个“革命”的本义是什么东西呢？“命”是指的“天命”，是指的一个王朝。它的权力的得来是上天授予的，那么要推翻这个。已经腐朽的前面那个王朝，那就要革除它的天命换到另外一个上面，这就叫做“革命”。所以在中国的古典意义上的这个“革命”，主要还是指的改朝换代，变革天命。那么用它来翻译这个Revolution这个含义，又有所升化和演变。

　　当然这个就很复杂，有人曾经专门写过一本书，就是最近刚出的，我觉得那个书写得很好。就是专门谈这个“革命”的，那个含义的变化，在西方的“革命”，它有两大系统，你比如像英国系统革命带有一种改良的意思，法国革命带有一种暴力革命，跟中国古典意义的革命，就用暴力推翻前面的政权。这一点上又比较相通，所以这个“革命”的含义，翻译它在意项上有相近之处，但是又发生了引申或者是缩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加以了改造，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这都是借用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第三种情况就是古典旧词和要对译的那个西方的术语，含义完全不一样，甚至于相反。那么你譬如这个例子，像这个你譬如像“经济”，“经济”的古典意义是“经世济民”，“经邦治国”。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意思，我觉得它比较接近于 “政治”的意思。

　　后来是日本人用“经济”来翻译这个Economy，这样含义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近代也曾经翻译这个Economy的时候，曾经用过“富国学”“富国策”，用过“平准学”，这是从《史记》的《平准书》书这儿来的，还有这个“计学”。这样一些，我觉得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这些还比较接近那个Economy那个含义，而用“经济”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含义，是指的“经世济民”。你像曾国藩在我们中国传统学说的三个方面，义理、考据、辞章。他认为还应该加上，一个“经济”，这个“经济”绝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生产啊，消费啊以及节俭啊 这个事情，这样办事比较经济，曾国藩那个“经济”，绝不是那个意思，都是指的“经世济民”“经邦治国”，实际上是“政治”的意思。

　　但是日本人用这个“经济”来翻译Economy 那个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个人认为日本人的这个翻译是不成功的，但是后来在传入到中国的过程当中。我后面要讲的被中国人所接受了，现在“约定俗成”了，也就无法改变了，那就用下去，也就这样就行了。

　　另外譬如像“民主”，“民主”是中国的一个古典的旧词。中国古典里面，比如像《左传》，你譬如像这个《史记》，里面大量出现“民主”，中国这个“民主”是什么呢？“民之主”就是指的国君是统治人民的人，这个跟我们要翻译的这个Democracy，后来我们又把它翻译成 “德谟克拉西”这样的一些词，那么这个含义是完全是相反的。这个“民主”如果用林肯对“民主”，一个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界定是“民有、民享、民治”。特别是“民治”，人民自己有权自己来治理，而中国的那个“民主”，恰恰是治理人民，是“民主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也好，“民主”也好，用这个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那只不过是借用了中国古典旧词的词形，而抛弃了它的词义，但是这也是一种情况。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用中国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也这样三种情况。

　　下面是第二种主要的方法，就是日本人当时翻译用汉字词来翻译西方术语。第二种方法就是当无法找到相应的中国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术语的时候，那么它就用汉字来创造新词。但是这个创造的时候又不是随意创造，而是仍然是利用中国固有的汉字的造词法。譬如什么动宾结构，偏正结构，主谓结构等等。

　　我们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翻译家，譬如像严复这些人也曾经做过很多的努力，譬如对于这个Philosophia ，曾经翻译成为过“理学”“性理学”“形上学”。这个“行上学”，我觉得翻译得还是有水平的，是从《周易》上面来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行上之道呢，那就是指的哲理。所以用这个来翻译哲学也不错，以后亚里士多德有一部著作就叫做《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那个形而上学，我对这样来界定“形而上学”，跟它这个字面意义是很相不吻合的，这是一个失败，形而上学它翻译那个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形而上学，那是翻译得很好，因为亚里士多德，写了一本《物理学》，他是《物理学》之后，那就是《形而上学》。“物理学”是形而下的谓之器，研究“器”的问题，形而上谓之道，那就是研究哲学问题，研究规律、法则，那就是哲学。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他的哲学，包括他的一系列的范畴体系都在这个书里面，所以用形而上学翻译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就是翻译得不错的。所以中国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些努力，这些努力都是很可贵的，很不错的。



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西周

　　但是日本近代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叫做西周，他经过了多年的思考，他在他的一部著作叫做《百学连环》里面，谈论这个过程，最后终于决定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ia，我觉得他这个Philosophia这个翻译得是很好，因为Philosophia它就是智慧之学，是从古希腊过来的，而“哲”就是睿智，大家翻一下辞典，“哲”就是睿智，哲人，哲人其萎啊。一个很了不起，很有思想的人去世了，大家写悼文呢，经常说哲人其萎，他死了就是哲人这是很有智慧的人，哲思就是智慧之思，哲学就是智慧之学。那就用它来翻译Philosophia，应该说在含义上非常贴切，而且“哲学”这个词，也非常带有中国汉语，特别是古汉语那种韵味，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人也都接受了它，像这样的创造的新的汉字的术语，翻译西方的还很多。比如像“抽象”“客观”，“主观”“否定”“民族”，“动员”“动产”“命题”等等，在这一系列的一些术语，都是日本人用汉字以及汉字造字法创造出来的，但是这是主要的这样两个方法，当然其他还有几个方法，我略微提一下。

　　譬如有一些是利用日本人自己的固有的词汇，它们叫做固有语，日本的固有语，它古代就有，中古就有，他用它来翻译一个对应的。比如像“干部”等等，像“取缔”，这都是从日本那儿过来的，但是它也不是创造出来的，它是在中古就有，原来是一种一般的生活用语，用它来翻译相对应的法学的或者是哪个领域的一种术语，这也是一个方面。

　　另外就是日本人还创造了一些汉字，日本人在日文当中还有一些日制的汉字。也就是说从19世纪的中叶，那么到了20世纪的初叶，日本人用上面的这样诸种的办法，创造了汉字的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一项工作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已经大体完成，基本成型。

　　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在中国兴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不仅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是规模空前的，而且这是研究留学生运动的，一些专家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

　　那就是中国从19世纪末期，具体地说就是从1896年开始，为什么是1896年？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没有把日本人看在眼里，所以中国人近代在被西方人击败以后，船坚炮利的西方人击败以后，慢慢地认为要学习西方。哪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反正认识到要学习西方，以洋务派为代表，所以留学生运动应该从19世纪的70年代已经开始了。那么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居然被一向，被中国所瞧不起的小小的东洋人打败，所以说就这次对中国人的震撼之大，梁启超说了中国人真正地觉醒起来，感觉到危机，危机感，忧患意识，大大地焕发起来，觉得中国要改弦更张，是什么时候开始，并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国这个国家太大，文化的惰性也太强，仅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或第二次鸦片战争，还不足以使中国人比较多的中国人清醒起来。真正是大清醒是从80年代的中法战争，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都是19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那么这个之后，中国认为要学西方，有一个捷径是中国人当时认为是一个捷径，那就是日本人。因为他学习西方有成效，所以呢中国人就去，通过日本人来学西方。

　　即使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从1896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到1905年 1906年那个时候，达到高峰，派学生留学日本，也要搞清楚尽管是派了，加起来可能有几万人留日学生。但仍然不是去学日本，而是学日本人所学的西方，西方文化，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概念，是把日本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二传手”或者叫做“走廊”，有些学者把日本明治时代作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走廊”。

　　所以这样就大批的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另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梁启超他们这一批，康梁、康有为、梁启超，当然康有为呢，由于思想已经越来越僵化，他到日本去以后，倒没有学多少，很多的新东西传进来，应该说康有为的贡献主要在前面，但梁启超到日本，梁启超当时还年轻，另外梁启超这个人的思想非常活跃，他经常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是经常在改变观点，但是不要把他看成，说他这个人是很轻佻，不是他确实是在不断地探索。

　　那么梁启超，这一批政治流亡者，外加大批的留日学生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到达日本，来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本人所学到的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是这样的两个现象。



　　一个是借用这个张之洞的《劝学篇》的外篇，上篇是谈的“中学为体”，这是内篇“中学为体”，下篇是谈的“西学为用”，在他的外篇或者是叫做下篇，外篇里面有两篇，一篇叫做《游学篇》，一篇叫做《广义篇》，广泛地翻译，留学，而且他认为，要学习西方文化，就要游学，要出去留学，我至今认为，“游学”这个词比“留学”要好，“留学”到那儿去了就不回来了，“游学”到那儿“游”，学好了东西，回来报效祖国，所以我主张“游学”好，我主张大家多多地“游学”，“游学”回来以后，报效我们的国家，当然留在那个地方也好，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你学得更深一些，但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但是还是不要忘记，报效我们这个多灾多难，但是又文化非常渊深，极有前景的国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

　　这是他的《游学篇》，认为要“游学”，而且同时张之洞提出来了，游学东洋，比游学西洋划算。就是说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他为什么要游学东洋好呢？一个地近，就是相距很近，所以日本是中国的什么东西，是跟中国之间是一衣带水，就像一条衣带那么窄，很近。而且叫做“一苇可航”，“苇”就是一个“芦苇”，就是你乘着一个芦苇，都可以飘过去，形容其近而已，这是地近。同时与文字也相近，那么在广译东书的过程当中就把日本的大量的日本人翻译，我前面所说的，这样的大量的术语介绍到中国来，所以在清末民初在中国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满天飞的，这样一个局面，正像我们现在，特别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经常是新名词满天飞，当时就是说，日制新词就是日本人制造的新名词，在中国到处满天飞，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现象，中国人当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人就是非常反感，当时有一个留日的学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盲人瞎马之新名词》，认为这些新名词，就好像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非常危险，而且他写了几万字。

　　这个小册子后来我在日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看了一眼。而且是他也写得当然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总的来说，他就是对这个现象，他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就是认为这些新名词很不好，这是一种态度。另外就是包括像张之洞这样的人，张之洞本来是游学东洋，以及翻译广译东书的提倡者，但是一个人他往往是理智向着未来，感情向着过去，像张之洞这样的人，他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的人。他一方面认为要救中国，中国要富强起来，要赶紧学习西方，包括要学习日本，所以他游学广译。

　　但是真正这些东西进来了，这就有点叶公好龙，那个龙要是来了以后呢，他又很反感，所以张之洞看了一些人写的著作。他派手下一个人就是要马上要出差，就跟他打报道，就说我要出差，就说我现在正在办手续，然后办完了以后就向大帅来报告。这个手续和报告都是日制新词，张之洞非常反感，后来张之洞就认为这些人是满嘴胡说，后来专门起草了一个文件来批判这种现象。就说今后写文章，说话都要注意，就是不要用日本名词，后来他的幕僚，张之洞的幕僚就说，大帅啊，这个“名词”二字，也是日本新词。所以这个就说明当时已经无法逃遁新名词的包围，所以这是一种类型，就是对这个现象比较反感，但是也无可奈何。

　　另外有一种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个分析的态度，有一种简单的分析态度，你比如像章太炎或林琴南，他们就提出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凡是在中国的古典当中找得到根据的，日本创造的，譬如像前面我们说的，“革命”“共和”。这些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凡是日本人现在生造的，我们要一概排斥，其实这也没有道理。

　　对这个现象，就是对日本人翻译西方术语的这样的一些汉字新词进入中国，持一种比较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态度，我觉得最出色的那就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不要看到王国维拖着一条辫子，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最后居然还投昆明湖自沉。好像是为清王朝殉葬，实际上王国维他也是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他在政治上当然他是守旧的，但是这个人在学术上是有很多很先进的东西，包括对待新术语。他有很高水准的看法，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新学语》，他当时不叫“术语”，“学术”的“学”，《新学语》的这篇文章，他就是高度肯定这样一个现象。认为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极其必要的。而且他对这个现象做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分析。他比如说中国古代，中国本身是有很丰富的词汇，但是总是不够用的。譬如当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佛教以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那么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统的，术语和词汇传入中国，这个佛教词汇传入中国，这是中国语汇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我们使用的，很多重要的概念词汇，是来自于这个渠道的，譬如我们现在的世界、时间、空间，这些重要的词汇，一刹那，你这个人糊涂了，我当头棒喝，这些都是从佛教里面来，至于那些成语就更多，瞎子摸象等等。天女散花了，那就太多了。所以赵朴初先生说过一句话，赵朴初先生，当时就说那个牢骚话，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他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人要取消佛教，要消灭佛教，他就说了，如果在我们中国要把佛教和佛教文化取消的话，那么我敢说一句话，中国人无法开口说话，一开口就是佛教语言。

　　因为我上面说的那么重要的一些概念，是从它这儿来的。而王国维先生在谈到近代，就是从包括日本，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进入中国，他认为他把这个现象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的这种语汇进入中国，像“比拟”，而且认为更胜一筹，更有必要，因为现在是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那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我们要接受它，你就不可避免地而且必须要把人家的这些概念。人家的这些术语要拿过来，所以王国维先生，我们不说他别的很多很先进的思想。

　　仅仅就是他对新术语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那么应该说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用汉字词译介、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了后来中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分途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呢从大正、昭和，特别是昭和的后期，就是二战以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方的术语的时候，主要是音译，就是用假名，片假名或平假名，翻译西方的术语，就很少在继续地用汉字词来新创造汉字词来翻译。

　　但是我们中国还继续在这样做，还在继续地用汉字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而且中国人有一种对意译有一种偏好，认为这样更有助于理解和传播。所以我们简单地回顾这样一个过程就会发现，对于我们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发展、传播和升华，已深入到我们民族的心里的，深层结构里面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的术语的进入，应该说是功不可抹的，而西方术语的进入，它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而这个进入的过程，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就是在中西之间，中日之间，日西之间，这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的，而且又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新术语的确立，我们既要抱一种积极的态度，这是一件好事，同时又要有一种慎重的科学的态度，就是文化的现代转型。

　　它的很多的内涵是通过若干个术语来界定的，如果你这个术语界定得不准确，带来的后果很严重。而这项工作应该说是责无旁贷的，落在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肩上，应该认真地对待它，因为今后还要不断地创造，术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文化的进步非常重要，同时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要我们认真地去做。